彩陶的本色,鱼头失踪随后

2019-10-04 18:28栏目:文物考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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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但就是这样一件称得上史前最精美彩陶之一的标本,却被错绘得面目全非了。报告所附的墨线图,将那美妙的双旋纹绘成了单旋纹,上面的一条旋臂不见了!其实发掘者对这件标本还是非常重视的,同时刊发了它的黑白照片与彩色照片,所幸两张照片上双旋纹的双臂都非常清晰。遗憾的是,墨线图上出了疪漏,出现这样的错绘实在是有些意外。根据实物和照片,我也为这件彩陶绘出了纹饰展开图,我相信看到这件彩陶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是精品中的精品。
    三件彩陶标本,虽不是同等重要,却也都小觑不得,它们的真相应当恢复。由于我仅仅只是观摹过雕龙碑的那一件,所以对于其他两件仍然是没有把握,不知我绘出的图是不是比较接近于真相,还有待亲历者的指正。
    彩陶的绘图,本来是“眼见为实”,但必须做到“眼见”,而且是仔细一点地见,不然即使是“眼见”,却未必为“实”。本来眼睛可以看得很明白,为何会画错呢?也许有许多的原因,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绘图者并不懂得他所描绘的对象。在这个时候,考古人的指导是必不可少的,指导者和操作者都要认真行事。
    本来要研究彩陶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,现在我们还要面对许多自己布下的新迷阵,让人有了难上加难的感觉。如果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彩陶真实的原形,我们那些破解的努力也就完全没有了意义。希望我们考古人能再仔细一点,以后发表报告前,将那些重要彩陶的清绘图再反复比对原器,不要因我们的失误而曲解了史前的匠心。

    大汶口文化彩陶也有多瓣式花瓣纹,江苏邳县大墩子的一件彩陶壶绘大花瓣的四五瓣复合式花瓣纹(南京博物院:《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》,《考古学报》1964年2期),整个纹饰带的下面是主体,绘一周内敛式四瓣式花瓣纹。四瓣式花瓣纹中间,加绘一带中分线的宽叶片。在宽叶片的上方,延展出左右两个大花瓣,构成倒立的五瓣花。在五瓣花之间四瓣花的结合部又形成了一个外侈的四瓣花。作为构图基础的四瓣花隐去了,四五瓣复合式花瓣纹明确展现出来。还有出自山东兖州王因的一件敛口盆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:《山东王因》,科学出版社,2000年),上腹绘五五瓣复合式花瓣纹。将纹饰拆解后,看到上下两列纹饰都是以四瓣式花瓣纹为基础绘成,内敛的四瓣式花瓣纹中间加绘有叶片,叶片中都绘有二三条中分线。上列的四瓣花与下列的四瓣花作局部交叠重合,就构成了严整的五五瓣复合结构的多瓣式花瓣纹(图6-4)。大汶口文化彩陶上的多瓣式花瓣纹,都是以这种方式构成。

说陶话彩(7) 

说陶话彩(4)

    再来看一些略有变化的多瓣式花瓣纹。出自山西汾阳段家庄的一件彩陶盆(国家文物局等:《晋中考古》,文物出版社,1998年),纹饰变化较大,仔细看是五六瓣复合式花瓣纹。它可以拆解为上中下三层交叠的四瓣花,花瓣叶片变得细且长,四瓣花中间绘双点穿圆图形。将上下连接的两个圆形也看作是花瓣,它们与重叠的四瓣花一起,就构成了六瓣花。在六瓣花之间,形成了两个上下对顶的五瓣花,构图也是极富巧思。象山西垣曲下马见到的彩陶罐(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:《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》,科学出版社,2006年),所绘多瓣式花瓣纹也是由四瓣花为基础构成。四瓣花有些拉长变形,并且向左倾斜。内敛的四瓣花中间绘双点穿圆图形,这是一个大花瓣,以上下两个大花瓣为主体,构成六瓣花图式(图6-3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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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后来我们在《中国彩陶图谱》中看到了陶豆的线图,虽然并没有将纹饰展开,但可以想像是按照连续的花瓣构图绘成。近来检索《中国美术全集》,见到了这件彩陶豆的彩色图片,显现的纹饰又有不同,在两朵斜开的四瓣花之间,出现了一片垂直的花瓣,而且这样的图形还重复了一次,这与黑白图片和线图有明显的区别。
    不过回头再细审一回关庙山彩陶豆的黑白图片,我们发现豆腹的两侧其实是露出了一点垂直花瓣的边儿,不难明白,陶豆另一面的花瓣纹之间,本来是有这垂直花瓣的,彩色图片恰好拍摄的是它的另一面。参照这两幅图片,我们可以绘出陶豆纹饰的展开图,它只是在一处两组花瓣的接合部没有绘出垂直的花瓣。不用说,早绘成的线图传递的是一个错误的信息,它会让我们觉得陶豆上的纹饰中一个垂直花瓣也没有。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吹毛求疵,因为象这种带垂直花瓣的四瓣花纹饰,即使在花瓣纹盛行的庙底沟文化中也难觅一二,倒是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更多一些。这样一个小小的线索,也许会为我们追索文化间的联系提供重要的证据。还有一点要质疑的是,彩陶豆纹饰展开后只能显示出四组花瓣来,不知报告怎么会说是有“五朵花”?
    变形绘一例,是出自陕西陇县原子头的一件彩陶罐(图4-2),属于庙底沟文化。这件彩陶罐满腹绘圆圈形、单旋纹与四瓣花瓣纹组合纹饰,报告中说这是一件“难得的艺术品”(《陇县原子头》,科学出版社2005年)。报告中附了一幅正视的纹饰线图,也有黑白与彩色图片。纹饰的结构,线图与照片并无明显不同,但给人的印象觉得线图还是有较大距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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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将这种圆盘形纹饰作一个比较,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样式。这种图形出现时的方向并不一致,一般以横平方向为多,而且明显凸起完全涂彩的那一面是向着下方,留白的一面则是向着上方。也有少数图形出现时垂直方向或略为倾斜的样式,倾斜时涂彩凸起的一面也是朝向下方,而垂直时涂彩凸起的一面是朝向左方,个别也有相反的情形。横行的圆盘形纹常有圆点作配合,圆点使纹饰单元产生出一种生动感。

(责任编辑:高丹)

 

    关于彩陶上几何形纹饰的产生,过去的研究似乎已经有了定论,即大量的几何形纹饰都是来源于象形纹饰,是象形纹饰逐渐简化的结果。到了后来,纹饰简化到只表现局部特征,而且明显夸张变形,意存而形已无,得其意而忘其象隐其形矣。纹饰如何简化,简化的原则是什么,是否完全依从由抽象到象征变化的规律,这样的问题还需要研究。由彩陶上的鱼纹我们发现,彩陶纹饰不仅有象形与抽象纹饰的结合现象,更有纹饰的替代现象,这样的结合与替代是象征性的改变或是延展,也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。

    这距离首先表现在纹饰的规格尺度上。由照片看,垂直方向只能看到三组半图案,而线图上出现的是五组纹饰,这样一来,即使纹饰的细部绘得比较准确,那也避免不了整体纹饰产生严重的形变。结果是单元纹饰明显缩小了,其中的扁圆形变成了正圆形,而四瓣式的花瓣纹缩小到只有原形的一半,这也就减缓了原图的气势。此外,这幅线图选择的绘图角度也有改进之处,过去选的角度没能将一种重要的图案元素展示出来。这图案本来是一种单旋纹,旋心的圆点带有分叉,这种纹饰迄今没有发现第二例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但是线图不仅没有充分展示这种纹饰,而且因为是将它绘在了器物的一侧,还极易让人误看作是圆形图案。这件彩陶罐的变形绘图当然也算不上是严重的错误,但却也算不上是成功的绘图作品,传导出来的是改变了的信息。
    还要多说一句的是,原子头的这件彩陶罐所绘的并不是严格的二方(四方)连续纹饰,不论纵的或横的元素都有明显改变之处,如果报告能附一张纹饰展开图,或者多刊发一张不同角度的照片,那就更完美了。我尝试着比对照片绘出了一张纹饰展开图,并不觉得它很准确,不过应当是更接近真相了。
    误绘一例,是出自湖北枣阳雕龙碑的一件彩陶罐残片(图4-3),时代相当于庙底沟文化。这件彩陶罐满腹绘旋纹组合,原报告定义它的纹饰为“垂弧”、“勾叶”(《枣阳雕龙碑》,科学出版社,2006年)。后来我有机会去雕龙碑,看到了这块彩陶片,它的细腻与精美让我惊讶,很难相信这是出土自长江流域的彩陶。不过我很快发现,这上面的纹饰既没有垂弧,也没有勾叶,而是两种旋纹的巧妙组合。纹饰的主体是一种规整的双旋纹,两条旋臂向着逆时针方向旋转,表现出很强的律动感。双旋纹在庙底沟、大河村和大汶口文化中并不希见,但象雕龙碑这样两臂对称旋而不散的双旋纹,却是从来没有见到过。

    这样看来,彩陶上的多瓣式花瓣纹,基础构图都是四瓣式花瓣纹,都是由四瓣式花瓣纹扩展而成。不论是庙底沟文化还是大汶口文化,都是如此,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两个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。
    当然,不论是四瓣式还是多瓣式,彩陶上的这类花瓣纹应当并不是真正的花瓣的写实形式,也不是花瓣的图案化形式。也就是说,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花瓣纹,其实与自然的花瓣并不相干,真可谓“花非花”(白居易诗句),“似花还似非花”(苏轼词句)。彩陶花瓣纹所表达的意义,还有待深入探讨。

    我们将圆盘形与双瓣式花瓣纹再分开作些考察。在半坡文化彩陶上已经见到典型的双瓣式花瓣纹。在秦安大地湾的半坡文化彩陶上,见到不少于3例的双瓣式花瓣纹。这时的双瓣式花瓣纹已经是一种定型纹饰了,绘得非常工整,与庙底沟文化的同类纹饰没有明显区别。这表明双瓣式花瓣纹出现很早。将半坡、庙底沟和后庙底沟文化的双瓣式花瓣纹放在一起作比较,三个时期并没有太大变化。而组合型的双瓣式花瓣纹,那些在鱼纹头部出现的双花瓣,庙底沟文化显然也是承续了半坡文化的传统,二者也没有明显不同。而与重圈圆形和旋纹同组的双瓣式花瓣纹,则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才开始见到,这样的彩陶在后来传播到了外围文化,河套与长江流域都发现了同类纹饰组合。

    ——以三件考古标本为例

(责任编辑:高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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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要说彩陶的真相,看到这样一个题目,可能会让人误解,以为我是要在此解开某几件彩陶的谜底。谜底当然需要破解,其实我在这里要说道的是,我们看到的一些彩陶资料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,它们的品貌值得怀疑。我们应当恢复这些彩陶的真相,做好了这一步,彩陶的研究才有可能具备科学性,这是彩陶研究中必须建构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,是破解谜底的重要前提。
    我们通常所能看到的彩陶资料,主要是一些墨线图,墨线图对于再现彩陶纹饰的结构,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方式。历来彩陶的绘图,也许不仅是彩陶的绘图,考古人是一概让绘图者承担。其实考古绘图者也分为几类,他们中有专业美工,有技工,也有学徒。可能大量考古绘图都是由训练有素的熟练技工完成,如今成批考古报告的出版,墨线图几乎全是出自他们的手笔,可以说他们是功不可没。也许在绘图者中,不少是处在技巧的提高阶段,他们的笔下会生成一些不那么完美的作品来。考古人自己呢,需要操持的事儿比较繁杂,他们往往无法亲自刺凤描鸾,或者更大的可能是,他们并不曾有着训练,根本做不成这事,照着葫芦也未必能画出一个象样的瓢来。
    虽然考古器物的绘图,我们并不能要求十分精准,但错绘却是不允许的。例如在器物的构形上,必须合乎尺寸,不得变形写意;在纹饰的结构上,必须与原器符合,不得任意增削,不能随意发挥,更不能仅凭想像。如对缺失部分有所想像,也只能单独成图,不能与原器等同看待。遗憾的是,我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出在想像的范围,有时是错在“视而不见”,错在“得意忘形”。有时是视而不见,没有全面的观察,会出现错绘。有时是得意忘形,得其意蕴而已,不是严格写实,忘却了纹饰本来的形状。
    在翻检彩陶资料的过程中,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错绘的例证,有的甚至错得很是离奇。有时本来是并不复杂的图形,却绘成了另外的样子,没有比照葫芦,那瓢就画出来了,原物没有细审明白。有时可能觉得描绘的对象非常熟悉,不过是似曾相识,臆度而已,得其意之后便忘其形了。我这里选择了三个彩陶例证,有的构图比例简单,有的则较为复杂,但都出现了绘图错误。在试图纠错的这会儿,我当然暂时也不能全都去比对彩陶原器,不过好在掌握有它们的实拍图片,至少可以部分地还这些彩陶以真相。
    确定列举这三个例证,首先是觉得它们的纹饰比较重要,另外是感到绘图出现的错误各有特点,纠正这三个错误兴许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启示。这三件彩陶的绘图错误都是出现在纹饰的构图和构形上,有的是错在缺绘,有的错在变形绘,有的则是误绘。
    缺绘一例,是出自湖北枝江关庙山的一件彩陶豆(图4-1)。这件彩陶豆出自大溪文化地层,鼓圆的豆腹绘一周二方连续式花瓣纹。在发掘简报中,没有这件陶豆的墨线图,但附有一张黑白照片,报告说明环绕陶豆的是“五朵花”(《考古》1983年1期)。这是一种四瓣式的花瓣纹,它也许并不是写实的花朵,为着叙述的方便我们仍然还是称它为花瓣纹。

    ——彩陶花瓣纹由四瓣到多瓣的扩展

   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形式,将双瓣式花瓣纹与鱼纹连接在一起了。原子头这样的组合,其实也并不是孤例。查秦安大地湾半坡文化彩陶,至少有三件彩陶片绘出了同样组合的纹饰,都是在鱼纹的鱼头位置,绘着有圆盘形的圆形与双瓣式花瓣纹。只是因为陶片过于破碎,发掘者没有将纹饰的原形复原出来。大地湾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多例与原子头鱼纹相同的彩陶,这表明这种纹饰组合在半坡文化时期(应当是在末期)就已经出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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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高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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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彩陶上,最先发现过无头的鱼纹,有的还是两条并列的鱼身,都没有鱼头,属于半坡文化。鱼身与鱼头的分离,在半坡文化晚期和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特别现象。彩陶上有的鱼纹没有头部,有的鱼纹在鱼身前绘着一些特别的图形。彩陶上的这些奇怪的无头之鱼发现已经不少,虽然可以用频频出现这样的词来描述,但在研究者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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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,在四瓣式花瓣纹之外,还有更复杂的多瓣式花瓣纹。从多瓣式花瓣纹彩陶的分布看,以豫西和晋南出土较多,在外围文化中则以鲁南苏北发现较多。向南的分布已到达长江南北,而且所见花瓣纹还非常典型。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的是,陕西地区发现较少,仅在岐山王家咀见到一例(西安半坡博物馆:《陕西岐山王家咀遗址的调查与试掘》,《史前研究》1984年3期)。
    就多瓣式花瓣纹的类型看,也是以豫西和晋南地区发现的最为齐全,有四六、五五、五六瓣的复合式。鲁南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彩陶上的多瓣式花瓣纹,是以五五瓣复合式为主要构图形式,在结构上变化不大。而庙底沟文化中标准的五五瓣构图并不多见,表明两个文化的多瓣式花瓣纹既有联系,也有区别。
    多瓣式花瓣纹看起来与四瓣式花瓣纹区别明显,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联系,这种联系还比较紧密。一般来说,多瓣式花瓣纹应当是由四瓣式花瓣纹变化而来,其实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四瓣式花瓣纹,多瓣式是四瓣式的一种扩展形式。
    四瓣式花瓣纹是多瓣式花瓣纹构图出现的基础,后者也可以看作是前者的扩展形式。陕县庙底沟遗址的一件典型的曲腹彩陶盆,绘成的多瓣式花瓣纹为五五瓣复合式,这也是庙底沟文化中仅见的一件标准五五瓣式花瓣纹。将纹饰拆解开来看,原来它的基础构成是内敛的四瓣花,中间加绘有一叶片。可以看出上面一列正是二方连续的四瓣花,下面也是一列四瓣花。上下两列花瓣用错位重叠的方法结合起来,上列纹饰下面的两个花瓣的成了下列纹饰上面的花瓣。整体看来,我们感觉到的是一正一倒的五瓣花结构形式,构图非常严谨,让人甚至感觉不到四瓣花纹饰的存在。庙底沟遗址的另一件曲腹彩陶盆,绘成的多瓣式花瓣纹为五六瓣复合式。将纹饰拆解后,看到它的基础构成也是内敛的四瓣花,中间加绘有一叶片。上面一列也是二方连续的四瓣花,下面也有一列略显变形的四瓣花。上下两列花瓣平行重叠,在结合部又绘成一个四瓣花。整体观看,纹饰带的主体是六瓣花结构形式,六瓣花之间形成了一个倒置的五瓣花,构图也非常严谨,我们也感觉不到四瓣花纹饰的存在。庙底沟遗址还有一件曲腹彩陶盆,绘成的多瓣式花瓣纹为四六瓣复合式。纹饰拆解后,它的基础构成也是内敛的四瓣花,中间加绘有另一个十字结构的四瓣花,成为花中花的构图。这本来是二方连续的四瓣花,但在花瓣结合部又形成一个六瓣花,成为四六瓣复合形式。整体上看,内敛式的大四瓣花已经不容易察觉到了,纹饰带的主体是四瓣与六瓣花的复合结构形式(图6-2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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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陶话彩(6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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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花瓣纹非常有特点,有数量很多的四瓣式花瓣纹,也见到一些多瓣式的花瓣纹。这两种花瓣纹构图都非常严谨,而且画工大多也非常精致,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纹饰之一。
   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四瓣式花瓣纹为典型的地纹彩陶,纹饰特征非常明显,就多数发现而言,一般都是二方连续式结构,构图左右对称。由地纹角度观察,四瓣式花瓣纹一般都可以看作是四个叶片的向心组合形式。它的衬底纹饰是四个弧边三角纹,也是取向心式。四个弧边三角形合围的结果,就是一个严谨的四瓣花瓣纹单元。
    通检四瓣式花瓣纹标本,最多见到的是带有横隔断的花瓣纹,即在上下两瓣花瓣之间,留有明显的空白带。这样的空白带有时只限在一个花瓣单元之内,有时又贯通左右。河南陕县庙底沟有一件彩陶罐(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:《庙底沟与三里桥》,科学出版社,1959年),上腹绘一周四瓣式花瓣纹连续图案,上下花瓣之间有横贯左右的空白带,花瓣单元之间没有隔断。类似的发现还见于济源长泉(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:《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(一)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9年),中间的空白带也是贯通左右,不过空白带上没有加绘其他纹饰。加横隔断的四瓣式花瓣纹不仅见于河南与山西,在陕西也有发现,华县西关堡的一件豆形彩陶的腹部,就绘有精致的四瓣式花瓣纹(图6-1)。虽然花瓣单元之间绘有纵隔断,但中间的横隔断却穿过了纵隔断而使左右连通。四瓣式花瓣纹中间附加的横隔断,在连续的图案中有时表现为贯通的一条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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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在陕西华县泉护村,彩陶上也有这种形如飞盘的图形。在西乡何家湾,彩陶上见到标准的圆盘形纹,是绘在四瓣式花瓣纹之间的圆形中。在华阴南城子和秦安大地湾的彩陶盆上,有非常标准的圆盘形纹饰,它的上方还绘有一个圆点。大地湾还有叠绘的圆盘形纹,两个圆圈上下并列,圆中绘相同的圆盘形纹。在华阴南城子和华县西关堡,彩陶上的圆盘形垂直出现在圆圈中。有时在同一器上,圆盘形纹既有横行的,也有竖列的。这种重叠并列的圆盘形纹也见于陇县原子头的彩陶罐,并列的横行圆盘形纹多达四组,感觉更为张扬。原子头也有双联的圆盘形纹,也见到竖列的圆盘形纹。圆盘形纹一般都是绘在地纹圆圈纹中,这种固定的图案单元一般不会单独出现,它都是作为纹饰组合中的一元出现。它常常出现在各种复杂的旋纹组合中,有时也与一些简洁的纹饰组合在一起。

    到庙底沟文化时期,圆盘形与双瓣式花瓣纹组合更多的是脱离了鱼纹的鱼体,与其他一些元素构成新的组合。而且双瓣式花瓣纹本体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,重圈圆形或大单旋纹有时取代了圆盘形图案,形成两种新的组合,但它们与原来的构图依然固守着同样的风格,类似彩陶在豫、陕、甘都有发现。湖北枣阳雕龙碑彩陶上的双瓣式花瓣纹,与中原所见并无二致,它与单旋纹组合,与重圈圆形组合,从构图到布局都没有什么明显改变。处在河套地区的内蒙古清水县庄窝坪和准格尔官地,都见到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。庄窝坪还见到一件深腹彩陶罐,绘双瓣花与重圆组合,以一正一倒的方式排列,与大地湾和雕龙碑见到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。

    彩陶鱼纹的鱼头失踪之后,取而代之的主要是双花瓣与圆盘形纹饰组合,表明这两种纹饰与鱼纹有着紧密的联系,或者可以说,它们本是代表鱼头的。在它们独立成纹时,或者在纹饰有所变异时,也许依然是鱼的一个象征符号。

    ——彩陶鱼纹的变异之一

    在无头鱼纹中,另有一种加绘鸟首的鱼纹很值得关注。陕西武功游凤曾发现一件鱼纹彩陶壶,也不见鱼头,而在鱼头的位置却出现了一个鸟头纹,这样的鸟头纹在临潼姜寨遗址的彩陶壶上也见到过。其实类似的鸟头鱼纹在秦安大地湾和陇县原子头也都见到过,只是因为没有完整器,所以纹饰的原形不明晰,发掘者没有识别出来。彩陶上鱼身鸟首的结合,也许暗示了更深刻的文化背景,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。当鱼纹化作无头或无身的样式,或者用其他图形取代鱼头鱼身,一定是有了相当大的变故。由彩陶鱼纹的无头案,引出来许多彩陶之外的问题,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彩陶的深刻意义。

    我们知道在半坡文化彩陶中,鱼纹是一个很流行的纹饰主题。彩陶上有很多全形的鱼纹,但也发现有一些特别的鱼纹,这其中有无头的鱼纹,也有无身的鱼纹。最特别的是那些无头的鱼纹,鱼头在图案上没有了,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。其实这种无头鱼纹彩陶,在庙底沟文化中也有一些发现,原本应当有的鱼头失踪了,但在鱼头的位置出现了新的图形,它们取代了鱼头。这样的一些图形虽然出现在鱼头的位置,但明眼看来却并不是鱼头,不过这类图形后来又独立成纹,不再与鱼身共存,为我们研究鱼纹的变化指示出一条隐蔽的线索。

韦德国际1946官网,    除了双瓣式花瓣纹,取代鱼头的还有圆盘形纹。我们注意到庙底沟文化彩陶经常能见到一种圆盘形纹,圆盘形纹是一种很重要的纹饰,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够,它甚至还不曾有过一个通行的名称。现在用“圆盘形纹”这个名称,其实并不贴切,暂且这样称呼。所谓圆盘形纹,是在地纹的圆圈中单绘出来的一种图案元素,最常见的是一种飞盘状,一边略平缓,另一面凸起,凸起的一面用色涂实。当然也有的构图有明显变化,如山西夏县西阴村和汾阳段家庄所见,凸起的一面已经不是圆弧形,变成了尖状形,左右伸展如翅,上方有一圆点如鸟首,难怪有的研究者将这图形看做是象形的飞鸟。

   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,常常出现在无头鱼纹的鱼头位置上的纹饰,最主要的是一种双瓣花瓣纹与圆盘形组合。如在陕西陇县原子头的一件鱼纹彩陶盆上,双瓣式花瓣纹与中间绘有圆盘形的圆形组合在一起,这组合出现在鱼头的位置,而鱼头却没有绘出。这里也许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,加圆盘形的圆形与双瓣式花瓣纹在一起,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纹饰组合。

    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鱼头的这些变化,让我们追踪出了一些相关的纹饰,这是鱼头失踪之后取而代之者,这些纹饰为研究者进一步解释鱼纹的象征意义提供了重要线索。由这样的线索我们至少可以论定,庙底沟文化与半坡文化之间,在精神生活与艺术生活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,鱼是共同的艺术主题,鱼在两个文化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彩陶上鱼纹的这种变异,也让我们进一步相信鱼纹在史前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非常深刻的,彩陶的意义也由鱼纹得到清晰的展现。

    这种特别纹饰的构图,过去并不清楚它的来历,也不明白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。不过现在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,在华阴南城子和陇县原子头,圆盘形纹饰出现在鱼纹的头尾之间,这说明它与鱼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。而在秦安大地湾和陇县原子头,在无头的鱼纹中,本该绘鱼头的位置上出现了这种圆盘形纹饰,这就更有意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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